如何打磨稿子標題，這是第五把“符號錘”：口語的韻味
摘要：好筆桿子網小編為你整理了多篇相關的《如何打磨稿子標題，這是第五把“符號錘”：口語的韻味》，但愿對你工作學習有幫助，當然你在好筆桿子網還可以找到更多《如何打磨稿子標題，這是第五把“符號錘”：口語的韻味》。
今天，我們來講講第5把“符號錘”——口語的韻味。這個韻味來自哪里？我覺得可以從以下3方面來看：第一，這個韻味來自于“聲音”。語言的第一屬性是什么？不是文字，而是聲音，這就是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所強調的：口語處于首要地位！是先有口語，還是先有文字？肯定是先有口語。人類歷史上有數以萬計的語言，只有106種語言使用過文字或產生了文學。現存的3000種語言中，大約只有78種語言有書面文獻。交流的本質是“聲音”，就算你在閱讀文字的時候，腦子里也會不自覺響起一種聲音。不信的話，現在就可以試一試。所以，語言首先是一種口語現象，“口語”在一切交流中都處于首要地位。第二，這個韻味來自于“傳播”。從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來看，概念最大的是語言，然后是文字，文字下面又包含口語文字、書面文字。但歸根結底它們的根本任務只有一個，那就是“傳播”，凡是與這個中心目的相違背的，都是耍流氓。講一個“秀才買柴”的故事。一個秀才看到一個挑擔賣柴的，喊道：“荷薪者過來。”賣柴人聽懂了“過來”兩字，就過來了。秀才指著柴問：“其價幾何？”賣柴人聽懂了一個字：“價”，就告訴他了。秀才又搖頭晃腦地說：“其薪枝多而莖少，煙多而焰少，請損之！”意思是：你這個柴小枝多、大段少，煙多、火不旺，便宜點吧。賣柴人一個字也沒聽懂，扭頭走了。秀才的話有沒有文化？有！但有沒有用？沒有！這就是我們在文稿寫作中經常犯的“書生病”“拽文病”。你老老實實說“人話”就行了，非得故作高深，別人聽得難受，沒有傳播效果，一切都是白費。書面語的傳播力低于口語，這不是什么原理問題，這是生理問題。第三，這個韻味來自于“互動”。口語畢竟是瑣碎的、不成體系的，經過人們的不斷加工、提純，最后轉化為書面語，我們得到了書面語的精準，但也使得它與口語之間產生了距離。每一個文字，在誕生之初都是伴隨著語境的，這就是口語的另外一大優勢：可共情、能互動。比如，1983年，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現代化建設，講了著名的“八字”方針：一要吃飯，二要建設。正是這兩句大白話，把保民生與抓發展之間的關系說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把“一要吃飯，二要建設”這句大白話翻譯成書面語，應該就是“盡力而為、量力而行”。同樣是八個字，但我們會發現，很明顯前者更有溫度，因為它來自日常生活，有煙火氣。好了，以上是道理的“心法”，下面我們談談實踐的“技法”。這個技法不太好寫，因為“口語”這把符號錘特點就像口語一樣，雖然天天嘴巴上講，但真要總結，好像又沒什么特點。這個時候只能再次翻開李瑞環的《看法與說法》，整整四冊、64萬字，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從嘴巴里講出來的。所以，我準備以這本書為主，同時兼顧其他素材，嘗試著去摸一摸“口語”這把錘子的門道。從文本形式上，我將其分為“字”“詞”“句”三大類：所謂“字”，就是口語化標題出現頻次較高的字，主要有這么一些：了：我們每個人講得最多的一個字，也許就是“了”，作為一個語氣助詞，它天生就有口語基因。1985年1月，李瑞環同《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年鑒》的記者談話，他用“十個了”，講述了天津發展之變：天變青了；地變綠；房變多了；路變寬了；水變甜了；害變利了；臟變凈了；破變好了；難變易了；城變美了。1994年2月，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籌備領導小組會上，他用“三個了”闡明了什么是大是大非：祖宗留下這塊地皮，不能叫我們給搞小了；中華民族的好傳統，不能叫我們給搞丟了；革命先烈留下的好制度，不能叫我們給搞壞了。這與總書記2012年強調的“三件事”有異曲同工之妙：五千年的優秀文化不要搞丟了，老前輩確立的正確政治制度不要搞壞了，老祖宗留下來的地盤不要搞小了。2011年4月20日的《人民日報》，也是用一組“了”作標題：能耗低了、排放少了、低碳俏了，講述江蘇昆山節能減排的發展實踐。來：“了”字嘴上說得多，但“來”字紙上寫得更多，它是口語化標題中的常客，并且上得廳堂、下得廚房，可以全場景作戰，十分了得。當然，面對黨的二十大這樣的大場面，也少不得它的身影：不：這個字可是老熟人了，“重復”“辯證”這兩把錘子里都露過臉，到了第五把錘子，還是繞不過它。1985年5月，小平同志提出要“少講空話，多干實事”，引起了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的高度重視，他親自主持撰寫了10篇特約評論員文章，在《天津日報》上連續發表。37年過去了，這些文章依然篇篇經典！其中的第三篇《民心所望》，就談到一個話題：領導的威望從哪里來？李瑞環用“三個不”從反面給出了答案：在談到實事求是這個問題時，李瑞環在陳云“不唯上，不唯書，要唯實”基礎上，提出了自己的“三不”原則：在談到部分領導干部工作作風浮漂時，他用“四個不”，將其分成四類情況：記得有次，為領導準備一個數字化方面的材料，自己就把“仿寫”這把錘子拿來，將“四個不”化為“三個不”，作為個別領導干部在數字化時代的短板不足：把：“把”字句和“被”字句是小學語文的兩大王者，其實在日常生活里，“被”字句只能被“把”字句吊打，沒辦法，“把”字句太硬核了。直接舉例：此外，“把”字還有一種用法，那就是變身“一把”，放在后面：一講到口語化的“詞”，不要就想到“大合唱”“試金石”“方向盤”“定盤星”，這類比喻型“三字經”是一把雙刃劍，用得精準會增色不少，濫用泛用則被反噬。正如第一個把雪比作柳絮的是天才，第二個是庸才，我們就不要去做第三個、第四個了……寫文章一定要貼近生活、貼近群眾，比如，鄧公的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，發展才是硬道理”，樸實無華卻字字珠璣。習近平總書記對網信工作的重要指示，就三句話：這就是一套天然的標題啊！掏出“仿寫”錘，我們也可以做出一套，比如，針對考核工作：上面都是三個字的詞，其實兩個字照樣可以，比如，2002年李瑞環在京劇音配像總結會上對“發展”作了這樣的解釋，發展就是：我對這段話印象深刻，因為這些全是常用詞匯，也沒什么修辭技巧，但越琢磨越有味道。所謂重劍無鋒、大巧不工，也許這就是“觀點”的魅力所在吧。朱镕基同志的講話也是如此，簡潔明了、一針見血。比如，1993年在全國政府系統政務信息網絡第八次年會上，他對信息工作提了三點要求：同樣，在1994年房改工作會議上，他告誡各地要量力而行、循序漸進，講了這么一段話：有錢就干，沒錢就別干；今年、明年不干，后年還可以再干；什么時候有錢，什么時候干。句子方面，大概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是俗語諺語，另一種是修辭手法。第一類：俗語諺語。俗語諺語是廣泛流傳于民間的句子，一般具有三個特征：一是口語形式，都是老百姓口耳相傳的；二是十分通俗，一聽就懂、一目了然；三是短句韻語，一般都是小短句，往往還押韻合轍。李瑞環講話中經常引用俗語諺語，比如，1988年物價問題成了老百姓關注的問題，群眾意見不小，他就引用了一句天津老百姓的順口溜：“火車親嘴兒，飛機打滾兒，輪船沉底兒，物價沒準兒”。在講到一些不擔當、不作為的領導干部時，他說老百姓是這樣評價的：“手抓兩把泥，腳踩西瓜皮，見著問題就抹，見著矛盾就溜工。”又如，1986年天津道路交通問題嚴重，他直接引用工人們的調侃：“早晨上班是‘吉斯’（擠死），晚上下班是‘奔斯’（奔死），一天工作吃‘琪司’（氣死）。”當然，他最出名的“順口溜”，還是談改革的那句名言：“邁小步、不停步，少走彎路回頭路”。這是李瑞環長期倡導的一個重要思想，在《看法與說法》中被反復提及。如果我們把它替換為：蹄疾步穩、循序漸進，意思是對上了，但味道卻沒了，這就是口語的韻味。他還有一大段經典論述，堪稱俗語諺語的集大成者，那就是前面講到的10篇評論員文章中第2篇，我在這里直接摘抄一段：我們有些同志沾染的壞風氣：他們習慣于坐在屋子里，豪言壯語，氣吞山河，聽起來似乎決心很大，道理很多，但只有唱功，沒有做功，嘴行千里，屁股在屋里。高談使他們浪費了很多時間，闊論使他們耽誤了許多事情。有些同志“茶碗一端，說話無邊；香煙一點，專說人短”。他們習慣于說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，就是不說怎么樣才對；他們總喜歡說這人不行，那人不行，就是不說自己行不行；他們不當運動員，只當裁判員，只吹哨不上場，誰“進球”吹誰“犯規”；你在前邊干，他在旁邊看，干好了他說“早該如此”，干錯了他說“意料之中”。這一段話是一座大富礦，俗語諺語穿插其間，在讀這段話的時候，腦子仿佛已經有了畫面。每當寫到官僚主義、形式主義的時候，我都會把它翻出來，其中的一些金句稍加改動，就是一組好標題。比如，在一次會議中，梳理出了“兩多兩少”：習近平總書記也常常引用俗語諺語，在講到依法治軍工作時，他說道：“部隊流傳一句話，“黑頭不如紅頭、紅頭不如白頭、白頭不如口頭”。有的領導講，都按條令條例辦，還要我干什么？這說明，在依法治軍問題上，一些同志認識很模糊。現實生活中，有的“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”，以言代法、以權壓法。有的“一個將軍一個令”，搞土政策土規定。”寫俗語諺語類的標題，一要大量占有，二要用得精準。平時可以專門建個文檔，日積月累下來，總有一天會用得上的。比如，這一組講項目雙進的標題：第二類：修辭手法。修辭手法與俗語諺語是有交叉的，比如“不管黑貓白貓，抓住老鼠就是好貓”，它既是比喻，又是一句俗語。我將其單列出來，更多的是出于實戰考慮，因為俗語諺語重點在引用，屬于被動技能；而修辭手法則有更大自主空間，屬于主動技能。修辭是打磨標題的一大利器，所以我將其作為自己七把錘子的壓軸之錘。因為后面還會講到，所以，這里就盡量簡單一點。口語化標題的修辭手法，用得最多的其實就兩種：比喻和對比。第一個是關于溫州的。改革開放以后，溫州人積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，創造了令人矚目的“溫州模式”，卻飽受質疑。在溫州處于姓“資”姓“社”爭論的風口浪尖之時，李瑞環來到溫州，講了一句：先生孩子后起名！他將溫州模式比喻為孩子，告訴大家有些東西不要急著定性，只要市場需要、社會無害、生產者有利，就應當允許、支持。正是這句話，給當時的溫州帶來了莫大支持。第二個是關于文物保護的。上世紀90年代，我國文物事業面臨著巨大的沖擊和挑戰，大規模城市建設造成的文物破壞屢禁不止，盜竊、盜掘文物的歪風甚囂塵上。針對這一情況，李瑞環同志在西安主持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，專門提出文物事業的工作原則：先救命后治病！他將文物比作人，強調要抓住重點，急事先辦，把有限的力量首先用于搶救那些快“斷氣”的孤品、珍品上去。這句話統一了社會上對文物工作的不同認識，讓廣大文物工作者一下子有了工作方向。關鍵是這兩個“先后”句式一致、如同孿生，看來他老人家也愛用仿寫錘。第三個是關于城市管理的。李瑞環在擔任天津市長時，在城市管理上想了很多主意。他說：大城市為什么不好管？就是因為大。我有個笨說法，叫把大城市變成小城市管。具體就是四句話：用他自己的話說，管理城市就像切灌腸、切豆腐，一塊一塊弄，是不是有點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感覺。關于對比：這個多少有點辯證+口語的意思，就是把一對口語化的詞匯放在一起，在反差中體現沖擊。比如，1988年李瑞環在天津市黨員領導干部會議上，用了“四個只講、四個不講”，來告誡黨員干部決不能背離黨的立場：好了，技法就講到這里吧，照例最后再啰唆一把。口語這把錘子在使用的時候，關鍵要用好“三步走”：第一步，心里想什么，紙上寫什么。面對一篇稿子，首先要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把最想說的話寫在紙上。不要管是不是精準通順，也不要擔心什么格調水準，就是要“我手寫我心”。從經驗來看，凡是念念不忘的東西，往往都是很特別的東西。我們的標題可能就藏在里面，不管什么樣子，先寫出來再說。第二步，平時怎么說，手上怎么改。寫出來以后，就要進行邏輯化處理，對“毛坯料”進行打磨加工。在打磨的時候要遵循一個原則：平時怎么說，手上怎么改，這樣改出來的才有生活味、煙火味。老舍先生寫口語堪稱一絕，他曾經提出過“耳朵監督嘴巴”，就是動筆的時候，口中念念有詞，連“了”“啊”“嗎”一個虛字都不輕易放過。第三步，讀著有口感，聽著有味道。還是那句話，文稿絕對不僅是視覺活動，更是聽覺活動。光還看不行，還得讀起來口感清脆、朗朗上口。文章就像拉胡琴，“讀”就相當于試弦，聲音不對就要馬上調整。不僅要念給自己聽，更要讀給別人聽。因為自己的耳朵跟自己的嘴巴太熟悉了，別人的耳朵往往更挑剔、更可靠。最后，摘錄一段老舍先生的話：“世界上最好的文字，就是最親切的文字。所謂親切，就是普通的話，大家這么說，我也這么說，不是用了一大車大家不了解的詞匯字匯。”這個道理，商人們好像比我們理解得更透，不信你看：借唄、花唄、餓了么、去哪兒……
《如何打磨稿子標題，這是第五把“符號錘”：口語的韻味.docx》
將本文的Word文檔下載到電腦，方便收藏和打印
